一直以来看《明朝那些事儿》，都是笑着看的：立体书卷式的史料陈列、诙谐幽默的叙述风格，常常让我看得忍俊不禁，一个个呆板的历史人物就此变成活生生的一幕幕喜剧悲剧闹剧的主角和配角。唯独今天早上，看到杨涟之死，我哭了。

嗟乎！大阉之乱，以缙绅之身而不改其志者，四海之人，有几人欤？

                                                        －－五人墓碑记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湖北）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任常熟知县，后任户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

这是一份很普通的履历，因为这人非但当官晚，升得也不快，明光宗奄奄一息的时候，也才是个七品给事中。

但在这份普通履历的后面，是一个不普通的人。

上天总是不公平的，有些人天生就聪明，天生就牛，天生就是张居正、戚继光，而绝大多数平凡的人，天生就不聪明，天生就不牛，天生就是二傻子，没有办法。

但上天依然是仁慈的，他给出了一条没有天赋，也能成功的道路。

对于大多数平凡的人而言，这是最好的道路，也是唯一的道路，它的名字，叫做纯粹。

纯粹的意思，就是专心致志、认真、一根筋、二杆子等等等等。

纯粹和执著，也是有区别的。所谓执著，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而纯粹，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

纯粹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他们的一生，往往只有一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他们无法被收买，无法被威逼，他们不要钱，不要女色，甚至不要权势和名声。

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一个目标，以及坚定的决心和意志。

杨涟，就是一个纯粹的人。

他幼年的事迹并不多，也没有什么砸水缸之类的壮举，但从小就为人光明磊落，还很讲干净，干净到当县令的时候，廉政考核全国第一。此外，这位仁兄也是个不怕事的人。比如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生病，半个月不吃饭，杨涟听说了，也不跟上级打招呼，就跑去找首辅方从哲：

“皇上生病了，你应该去问安。”

方首辅胆子小，脾气也好，面对这位小人物，丝毫不敢怠慢：

“皇上一向忌讳这些问题，我只能去问宫里的内侍，也没消息。”

朝廷首辅对七品小官，面子是给足了，杨先生却不要这个面子，他先举了例子，教育了首辅大人，又大声强调：

“你应该多去几次，事情自然就成了！（自济）”

末了，还给首辅大人下了个命令：

“这个时候，你应该住在内阁值班，不要到处走动！”

毫无惧色。

根据以上史料，以及他后来的表现，我们可以认定：在杨涟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为国尽忠，匡扶社稷。

……

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写就上疏，弹劾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

在这篇青史留名的檄文中，杨涟历数了魏忠贤的种种罪恶，从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杀害无辜，可谓世间万象，无所不包，且真实可信，字字见血。

……

杨涟的二十四条大罪，在王太监的口里缩了水，为不让皇帝大人担心，有关他老婆和他个人安危的，都省略了，而魏公公一些过于恶心人的行为，出于善意，也不读了。

所以一篇文章读下来，皇帝大人相当疑惑，听起来魏公公为人还不错，为何群众如此愤怒？

但这也无所谓，反正也没什么大事，老子还要干木匠呢，就这么着吧。

于是他对魏忠贤说，你接着干吧，没啥大事。

魏忠贤彻底解脱了。

正如叶向高所说的那样，正义和道德是打不倒魏忠贤的，能让这位无赖屈服的，只有实力。而唯一拥有这种实力的人，只有皇帝。

现在皇帝表明了态度，事件的结局，已无悬念。

天启四年（1624年）十月，看清虚实的魏忠贤，终于举起了屠刀。

……

天启五年（1625年），许显纯接受魏忠贤的指示，审讯汪文言。

……

终于有一天，在拷打中，奄奄一息的汪文言用微弱的声音对许显纯说：

“你要我承认什么，就说吧，我承认就是了。”

许显纯欣喜万分，说道：

“只要你说杨涟收取贿赂，作口供为证，就放了你。”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一个微弱却坚定的声音响起：

“这世上，没有贪赃的杨涟。”

……

天启一年（1625年）四月，汪文言被害于狱中，他始终没有屈服。

同月，魏忠贤的第二步计划开始，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东林党人被逮捕，他们的罪名是受贿，而行贿者是已经处决的熊廷弼。

受贿的证据自然是汪文言的那份所谓口供，在这份无耻的文书中，杨涟被认定受贿两万两，左光斗等人也人人有份。

审讯开始了，作为最主要的对象，杨涟被首先提审。

许显纯拿出了那份伪造的证词，问：

“熊廷弼是如何行贿的？”

杨涟答：

“辽阳失陷前，我就曾上书弹劾此人，他战败后，我怎会帮他出狱？文书尚在可以对质。”

许显纯无语。

很明显，许锦衣卫背地耍阴招有水平，当面胡扯还差点，既然无法在沉默中发言，只能在沉默中变态：

“用刑！”

下面是杨涟的反应：

“用什么刑！有死而已！”

许显纯想让他死，但他必须找到死的理由。

拷打如期进行，拷打规律是每五天一次，打到不能打为止，杨涟的下颌脱落，牙齿打掉，却依旧无一字供词。

于是许显纯用上了钢刷，几次下来，杨涟体无完肤，史料有云：“皮肉碎裂如丝”。

然“骂不绝口”，死不低头。

在一次严酷的拷打后，杨涟回到监房，写下了《告岳武穆疏》。

在这封文书中，杨涟没有无助的报怨，也没有愤怒的咒骂，他说：

“此行定知不测，自受已是甘心。”

他说：“涟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国家大体大势所伤实多。”

昏暗的牢房中，惨无人道的迫害，无法形容的痛苦，死亡边缘的挣扎，却没有仇恨，没有愤懑。

只有坦然、从容，以天下为己任。

在无数次的尝试失败后，许显纯终于认识到，要让这个人低头认罪，是绝不可能的。

栽赃不管用的时候，暗杀就上场了。

魏忠贤很清楚，杨涟是极为可怕的对手，是绝对不能放走的。无论如何，必须将他杀死，且不可走漏风声。

许显纯接到了指令，他信心十足地表示，杨涟将死在他的监狱里，悄无声息，他的冤屈和酷刑将永无人知晓。

事实确实如此，朝廷内外只知道杨涟有经济问题，被弄进去了，所谓拷打、折磨，闻所未闻。

对于这一点，杨涟自己也很清楚，他可以死，但不想死得不明不白。

于是，在暗无天日的监房中，杨涟用被打得几近残废的手，颤抖地写下了两千字的绝笔遗书。在遗书中，他写下了事情的真相，以及自己坎坷的一生。

遗书写完了，却没用，因为送不出去。

为保证杨涟死得不清不楚，许显纯加派人手，经常检查杨涟的牢房，如无意外，这封绝笔最终会落入许显纯手中，成为灶台的燃料。

于是，杨涟将这封绝笔交给了同批入狱的东林党人顾大章。

顾大章接受了，但他也没办法，因为他是东林重犯，如果杨涟被杀，他必难逃一死。且此封绝笔太过重要，如若窝藏必是重犯，推来推去，谁也不敢收。

更麻烦的是，看守查狱的时候，发现了这封绝笔，顾大章已别无选择。

他面对监狱的看守，坦然告诉他所有的一切，然后从容等待结局。

短暂的沉寂后，他看见那位看守面无表情地收起绝笔，平静地告诉他：这封绝笔，绝不会落到魏忠贤的手中。

这封绝笔开始被藏在牢中关帝像的后面，此后被埋在牢房的墙角下，杨涟被杀后，那位看守将其取出，并最终公告于天下。

无论何时何地，正义终究是存在的。

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许显纯开始了谋杀。

不能留下证据，所以不能刀砍，不能剑刺，不能有明显的皮外伤。

于是许显纯用铜锤砸杨涟的胸膛，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

然而杨涟没有死。

他随即用上了监狱里最著名的杀人技巧－－布袋压身。

所谓布袋压身，是监狱里杀人的不二法门，专门用来处理那些不好杀，却又不能不杀的犯人，具体操作程序是，找到一只布袋，里面装满土，晚上趁犯人睡觉时压在他身上，按照清代桐城派著名学者方苞的说法（当年曾经蹲过黑牢），基本上是晚上压住，天亮就死，品质有保障。

然而杨涟还是没死，每晚在他身上压布袋，就当是盖被子，白天拍土又站起来。

口供问不出来倒也罢了，居然连人都干不掉，许显纯快疯了。

于是这个疯狂的人，使用了丧心病狂的手段。

他派人把铁钉钉入了杨涟的耳朵。

具体的操作方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

铁钉入耳的杨涟依然没有死，但例外不会再发生了，毫无人性的折磨，耳内的铁钉已经重创了杨涟，他的神智开始模糊。

杨涟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于是他咬破手指，对这个世界，写下了最后的血书。

此时的杨涟已处于濒死状态，他没有力气将血书交给顾大章，在那个寂静无声的黑夜里，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他拖着伤残的身体，用颤抖的双手，将血书藏在了枕头里。

结束吧，杨涟微笑着，等待着最后的结局。

许显纯来了，用人间的言语来形容他的卑劣与无耻，已经力不从心了。

看着眼前这个有着顽强信念和坚韧生命力的人，许显纯真的害怕了，敲碎他全身的肋骨，他没有死，用布袋压，他死，用钉子钉进耳朵，也没有死。

无缘恐惧的许显纯决定，使用最后也是最残忍的一招。

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二十四日夜。

许显纯把一根大铁钉，钉入了杨涟的头顶。

这一次，奇迹没有再次出现，杨涟当场死亡，年五十四。

伟大的殉道者，就此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

杨涟希望，他的血书能够在他死后清理遗物时，被亲属发现。

然而这注定是个破灭的梦想，因为这一点，魏忠贤也想到了。

为消灭证据，他下令对杨涟的所有遗物进行仔细检查，绝不能遗漏。

很明显，杨涟藏得不好，在检查中，一位看守轻易地发现了这封血书。

他十分高兴，打算把血书拿去请赏。

但当他看完这封血迹斑斑的遗言后，便改变了主意。

他藏起了血书，把它带回了家，他的妻子知道后，非常恐慌，让他交出去。

牢头并不理会，只是紧握着那份血书，一边痛哭，一边重复着这样一句话：

“我要留着它，将来，它会赎清我的罪过。”

三年后，当真相大白时，他拿出了这份血书，昭示天下：

“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唯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

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不知道死后何人知晓，不知道能否平反，也不知道这份血书能否被人看见。

毫无指望，只有彻底的孤独和无助。

这就是阴森恐怖的牢房里，肋骨尽碎的杨涟，在最为绝望的时刻，写下的文字，每一个字，都闪烁着希望和光芒。

拷打、折磨，毫无人性的酷刑，制服了他的身体，却没有征服他的意志，无论何时，他都坚持着自己的信念，那个他写在绝笔中的信念，那个崇高、光辉、唯一的信念：

“涟即身无完骨，尸供蛆蚁，原所甘心。

但愿国家强固，圣德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

此痴愚念头，至死不改。”

有人曾质问我，遍读史书的你，所见皆为帝王将相之家谱，有何意义？

千年之下，可有一人，不求家财万贯，不求出将入相，不求青史留名，唯以天下、以国家、以百姓为任，甘受屈辱，甘受折磨，视死如归？

我答：曾有一人，不求钱财，不求富贵，不求青史留名，有慨然雄浑之气，万刃加身不改之志。

杨涟，千年之下，终究不朽。

看到这一段实在忍不住要笑：

“以上，就是万历同志执政四十余年的大致成就。具体说来，就是斗争、斗争、再斗争。

先斗倒张居正，再斗争国本、妖书、梃击，言官、大臣、首辅轮番上阵，一天到晚忙活这些事，几十年不上朝，国家是不怎么管了。山东、山西、河南、江西以及大江南北相继告灾，文书送上去，理都不理。更滑稽的是，最大的受害者不是老百姓，而是官员。

在万历年间，如果你考上进士，也别高兴，因为考上了，未必有官做。

一般说来，朝代晚期，总会出现大量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摊派剥削。但我可以很负责地讲，万历年间这个问题很不严重，因为压根儿就没官。

老子曾经说过，最好的国家，是老百姓不知道统治者是谁。从某个角度讲，万历同志做到了。

按照以往制度，六部给事中的名额，应该是五十余人，而都察院的名额，应该是一百余人。可到了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六部给事中只有四个人，而且其中五人都没有都给事中，连个管事的都没有。都察院的十三道御史，竟然只剩下五个人，干几十个人的活，累得要死。

更要命的是，都察院是监察机构，经常要到全国各地视察。五个人要巡全国十三个省，一年巡到头，连家都回不去。其中最惨的一位兄弟，足足在外巡了六年，才找到个替死鬼，回了京城。

基层御史只有五个，高层御史却是一个都没有，左都御史、右都御史经常空缺。都察院考勤都没人管，来不来，干不干，全都靠自觉。

最惨的，还是中央六部，当时的六部，总长副部长加起来，一共只有四个。礼部没有总长，户部只有一个副部长，工部连副部长都没有，只有几个郎中死顶。

其实修补进士很多，想当官的人也多，可是万历同志就是不批，你能咋办？

最搞笑的是，即使万历批了，发了委任状，你也当不了官。

比如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朝廷实在顶不住了，死磨硬泡，才让万历先生批了几百名官员的上任凭证。可是几个月过去了，竟然无人上任，再一查才知道，凭证压根儿就没发。

因为根据规定，发放凭证的是吏部都给事中，可这个职位压根儿就没人，鬼来发证？

官员倒霉不说，还连累了犯人。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刑部大牢里已经关了上千名犯人，一直没人管。有些小偷小摸的，审下来也就是个治安处罚，却被关了好几年。原因很简单，刑部长官退了，又没人接，这事自然无人理。

不过犯人还是应该感到幸运，毕竟管牢房伙食的人还在。

当官很难，辞官也难。你今天上完班，说明天我不干了，谁都不拦你，但要等你的辞职报告批下来，估计也得等个几年。如果你等不及了，就这么走也行，没人追究你。

总而言之，万历的这个政府，基本属于无政府。如此看来，他应该属于无政府主义者，思想如此超前，着实不易。

一般说来，史料写到这段，总是奋笔疾书，痛斥万历昏庸腐朽，政府失效，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而在我看来，持这种看法的，不是装蒜，就是无知。

因为事实绝非如此。万历年间，恰恰是明代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兴盛于此。

而老百姓的生活，那真是滋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明初的时候，出去逛要村里开介绍信，未经许可乱转，抓住就是充军。万历年间，别说介绍信，连户口（黄册）都不要了，你要有本事，跑到美国都没人管你。

至于日常活动，那就更不用说了。许多地方衙门里压根儿就没官，也没人苛捐杂税，贪污受贿。许多农民涌入城市打工，成为明代的农民工。

这帮人也很自由，今天给你干几天，明天给他干几天。雇主大都是江浙一带的老板，虽说也有些不厚道的老板拖欠农民工工资，但大体而言，还算是守规矩。

久而久之，城市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市民。明代著名的市民文化由此而起，而最受广大市民欢迎的文化读物，就是《金瓶梅》、《三言》等等。

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些书籍大都含有封建糟粕，应该限制传播，至少也要写个此处划掉多少字之类的说明。但当时连朝廷都没人管，哪有人理这个，什么足本善本满天飘，肆无忌惮。

穿衣服也没谱。朱元璋那时候，衣服的材料、颜色，都要按身份定，身份不到就不能穿，穿了就要打屁股。现在是没人管了，想穿什么穿什么，还逐渐出现了性别混装，也就是男人穿女装，涂脂抹粉，搞女性化（不是太监），公然招摇过市，还大欢迎。

穿女装还好，而列耸人听闻的是，经常有些人（不是个把人），什么都没穿，光着身子在市面上走来走去，即所谓“裸奔”。刚奔的时候胡人见着不喊，奔久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至于思想，那更是没法说。由于王守仁的心学大量传播，特别是最为激进的泰州学派，狂得没边，什么孔子孟子，三纲五常，那都是“放屁”、“假道学”。总而言之，打倒一切权威，藐视一切准则。

封建礼教也彻底废了，性解放潮流席卷全国。按照“二言”的说法，女人离异再嫁，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青楼妓院如雨后春笋，艳情小说极其流行，涌现了许多优秀作者和忠实读者群。今天流传下来的所谓明代艳情文学，大都是那里的产物。

说到这个份上，我也可说了。

自然经济，这是纯粹的自然经济。

万历年间的真相大抵如此，一个政治纷乱，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生机勃勃的世界。

然而这个世界，终究被毁灭了。”

要说老朱的子孙，那是千奇百怪，什么样的都有。就业绩而论，一条趋势线画下来，虽然是个抛物线，但明朝的帝王，也许贪玩宠信宦官，也许软弱压不住言官权臣，也许为了成仙几十年不临朝，但了解下来，他们的EQ都很高。就说万历好了，国家已经这个样子了，他老人家的皇帝宝座依然是稳稳当当的，唐宋的时候，怕是早被人废了，要知道帝王家啥也不缺，想当皇帝的更是不缺，没三两下功夫，怎么能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牢牢把握皇权？

---林金树研究员在香港大学的演讲

　　明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明中叶以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而又十分奇特、有趣的历史现象：坏事与好事，落后与先进，阴暗与光明，共处于一体。何以会是这样？

　　近来，随着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的热播和《明朝的那些事儿》等书的走红，明史又一次成为大众关注的话题。确实，明朝历史错综复杂、扑朔迷离，不仅给后人提供了想象玩味的巨大空间，也给历史学家留下了大量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明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这一时期最基本的特征和最大的亮点，是经济形态开始变化，新旧思想激烈碰撞。明中叶以后，以成化、弘治之际为界始，至崇祯明亡，前后约两个世纪，是这种变化的重要转折阶段，也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历朝历代各种问题，多由政治与经济引起。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国家政治腐败，经济发展势必受到严重影响，或者前进步伐明显减速，或者停滞不前，以至急剧倒退。而在明中叶以后，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在这个转折变动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而又十分奇特、有趣的历史现象：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的基本走势，是政治日趋腐败，经济则不断发展。坏事与好事，落后与先进，阴暗与光明，共处于一体。何以会是这样？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个题目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明史研究中一个关乎全局的重大课题，确实需要认真加以研究。解读这种“奇特”现象，可以进一步从社会深层了解明中叶以后政治、经济变动的大势，及其互动关系。尤其有助于扩展经济史研究的视野和思路，从中认识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客观规律。

       不是说明代以前各个封建王朝，在其中后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并存现象。事实上，从公元前221年秦王朝诞生开始，到公元1368年明王朝建立为止，在一千五百多年漫长的历史长河巨浪中，每个王朝的中叶以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治日趋腐败的问题，而经济则绝大多数有所发展，有时甚至是色彩纷呈，千姿百态。但都没有像明中叶以后那样，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出现新因素的萌芽。 
　　现象扫描  

　　明太祖朱元璋当国重视法制，立法锄强扶弱，吏治清明，绩多可纪。可是，“中叶以后，士大夫趋权附势，相习成风。嘉、隆以降，吏治日偷，民生日蹙”。 
　　“明自正统以来，国势浸弱”。国势强弱与否，政治是个重要因素。封建政治的核心是政权问题。政权由人掌握，政策由人执行，治国以人为本。人品各有不同。君有勤懒，臣有邪正，而且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明中叶以后，所谓政治日趋腐败，最突出的是国家权力运作偏离法制轨道，没有依法正常行使：皇帝时常不理国务，全无勤政爱民精神，官员往往渎职，或者随意滥用职权，贪污受贿，鱼肉百姓，以“权力”为立身处世之工具，并将其变为个人财富。其主要表现有：

　　第一，皇帝庸懒，宦官擅权。是时，皇帝多宫生内长，缺乏实政经验，尤其是倦怠国务。于是宦官势力乘机而起，厂卫凌驾法律，甚至左右高层决策，把持军国大计。 
　　宪宗(成化)不问朝政，在位二十三年只接见过一次大臣，朝中大事放任汪直处置。因此，人们“只知道有汪太监，不知道还有皇帝”； 
　　孝宗(弘治)，号称“中兴之主”。《明史》亦云，“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其实，“中兴”举措，大多半途而废； 
　　武宗(正德)天性厌烦国事，耽乐嬉游。他居“天位”，宦官刘瑾揽大权。时人戏称：朝廷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朱皇帝”，另一个是“立皇帝”、“刘皇帝”。刘瑾被诛，其党张永等人照样受到重用； 
　　世宗(嘉靖)初政，尚有所为。后来长期深居西内，“一心玄修”，梦想长生不死； 
　　穆宗(隆庆)则从未见过大臣； 
　　神宗(万历)，初行新政，业绩可嘉。尔后二三十年“万事不理”，“唯货是闻”，只顾自己，不管国家机构近乎瘫痪，阁、部、院行政效率跌到最低点； 
　　光宗(泰昌)，“一月天子”； 
　　熹宗(天启)置国家最高利益于不顾，成天摆弄斧锯，大权听由魏忠贤总理。时人讥曰：都城内外，但知“有魏忠贤，而不知有皇上”。宦官之祸，至此而极。

       思宗(崇祯)刚愎自用，反复无常，在位十七年，易相五十余人、刑部尚书十七人；兵部尚书十四人，被诛者七人。大势已去，国运终止。 
　　不是说上述诸帝个个都一无是处，毫无一点正面作用，但是总的说来形象不佳，都有腐败行为。 
　　第二，皇族矛盾与君臣纷争，相互交织，愈演愈烈。 
　　皇帝的家事也就是国事。皇族的矛盾必然引发政治混乱。皇帝这个大家族对于局外人来说，永远是一个变幻莫测的神秘世界，时而欢声笑语，时而怒目相视，时而风平浪静，时而刀光剑影。从武宗时安化王和宁王起兵反叛，到嘉靖“大礼仪”和严嵩当政，从万历“国本之争”、“矿税使之争”、福王庄田之争，到“三案”构争，为祸益炽，国无宁日。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皇帝、宦官和内阁三者的复杂关系和斗争也是引起当时政局动荡和政治腐败的主要根源。 
　　第三，法制弛废，吏治败坏，社会矛盾激化。 

明朝士兵

　　明太祖朱元璋当国重视法制，立法锄强扶弱，吏治清明，绩多可纪。史有“洪武以来，吏治澄清者百余年”之说。可是，“中叶以后，士大夫趋权附势，相习成风。嘉、隆以降，吏治日偷，民生日蹙”。从成化朝开始，皇帝带头掠夺国民财富，各类庄田遍郡县，官绅地主亦大肆兼并土地，赋日重，役日增，民益困，人心背离，败局已成。 
　　第四，派系林立、党争加剧。 
　　廷臣党争，历代皆然。明代亦早已存在，但前后有不同。洪武迄成、弘，门户未开，公心犹在。正、嘉之时，“渐多以意气用事”。进入隆庆，大臣相轧，门户已开，到万历三十九年和四十五年两次京官考核，群臣水火之争已无以复加，宁可坐视国败民亡，也不破除门户之角立。宣党、昆党、楚党、齐党、浙党竞以攻击“东林”为能事，“东林党争”几无休日。

       第五，政治腐败，引起民族矛盾加深，社会阶级矛盾激化，最终导致明王朝在满洲贵族军队的打击下，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进军声中灭亡。 
　　明中叶以后，与政治日趋腐败同时并存的，是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所谓“经济发展”，涵盖两层意思： 
　　主要是指从发展走向看，在“重农抑商”国策发生根本动摇的时候，大批农民从农业生产领域转移出来，从工、从商；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离开农村，成为城镇居民；思想观念更新，工商业得到空前发展；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商业性农业迅速发展。在这种新形势下，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过程中，孕育着不同于传统经济(农业经济)的新的经济因素(以往有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萌芽”，近年来有称之为“市场经济萌芽”，或“现代化因素”)。 
　　同时从全国各地各个生产部门看，呈现出全面发展的新态势。具体表现有： 
　　粮食生产持续发展。尤其是湖广、四川等地开始规模开发，逐渐成为新的商品粮基地，由“苏湖熟，天下足”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商业性农业获得了空前大好的发展机遇。棉、桑、麻广为种植，甘薯和烟草的引进和广泛推广，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其中，江南地区商业性农业发展最快，经济最为繁荣。 
　　社会分工日益细密。个体农民的农家手工业，主要是棉、丝纺织业，已经开始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从作为农业的补充而逐步走向市场，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独立的生产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增长。特别是在江南地区，成为人们发家致富的主要门路。 
　　新型工商业市镇迅速发展。由于农业与手工业的日益分离，农民和农产品更加依赖市场，城乡经贸交流渠道进一步拓宽，各地以市场营销为主体的市场网络，开始初步形成。商人队伍更为壮大，长途贩运已经甚为普遍，内地与边区全国性的商品大流通日趋活跃。而最具有时代色彩的，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常、镇等地，不同于以往政治、军事性质的，以农副产品生产、加工为重点的专业化的工商业市镇，大批拔地而起与迅速发展，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 
　　特色经济区域开始初步形成。苏、松、嘉、湖等地以棉、桑业为特色，珠江地区以外贸、蔗糖、果品、花卉为特色，福建南部沿海以蔗糖、水果为特色。黄淮流域和“九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也都步上了新台阶。

       金融货币事业进一步发展，白银生产与使用扩大，货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另外，随着“海禁”的部分解除，对外交流与贸易，尤其是私人海上贸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这种情况在东南沿海地区，最令人注目。 
　　原因分析 
　　最值得提出的是，封建国家对江南这块财源重地，实行特殊的保护、倾斜政策。例如，自始至终不准在此地建立王府、设置皇庄等各类庄田；比较下大力气整顿江南地区的吏治，地方要员多择才堪重任之臣。 
　　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与经济发展同时并存，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种政治、经济现象的出现，是新旧政治、经济势力矛盾冲突运动的历史产物，是社会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 
　　明代初期，封建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医治战争创伤，与民休养生息，恢复社会经济。与此同步进行的，是在政治上全面改革官制，强化皇权，确立君主极权统治。这种政治体制，在明初的特殊环境中，对于经济恢复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明初的经济恢复无疑也为中叶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 
　　明中叶以后，在政治腐败的社会风气下，经济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既有国内原因，也有国际环境方面的原因。 
　　没有长期大规模的战争与灾害的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有综合性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有人为的作用，等等。“民以食为天”。由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进行各种发明创新的前提。因此，它必须保持连续性，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古代衣食主要依靠农业。古代经济主体是农业经济，土地和人口是维持农业生产的两个基本要素，是构成农业经济的两大支柱，是国家最主要的经济资源。在中国古代各个时段，社会经济在其自身内部都蕴含着发展的动力。如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或大范围的自然灾害，或者其他强大破坏力的抑制和阻碍，经济都必将自发地一步一步向着更高的水平前进。明代从中叶以后，虽然有农民起义的某种冲击，有“南倭”、“北虏”的侵扰，有其他原因引发的战争，也有灾荒和疫病，但都限于局部地区，或是短时期的，没有造成土地大量荒芜和人民大量死亡，这是保证明中叶以后经济不断发展的前提和基石。而自开国以后所展开的移民垦荒、军队屯田、兴修水利交通、开发边区等所奠定的物质基础，不仅对于巩固国家政权起着重大作用，而且也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不至于因为政治的日趋腐败而突然中断其进程。

       经济重心江南的强力带动。在各个国家(或地区)之内，经济发展总是不平衡，有些地区比较富裕，有些地区比较贫穷。这是各国的共性。只要国家实行有效的政策，保护先进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可以带动落后地区，最后逐步促进全国经济的共同发展。有明一代经济重地在江南，它是当时国家经济的大“后方”，军国费用的主要依靠。明初洪、永时期，建都南京，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同处一地，朝廷可以就近监控江南的政治、经济。各种临时性的杂役派发自然比较多。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迁都以后，政治中心北移，从此远离经济重心，虽然南粮北运的任务加大，成为江南重役之一。“民所患苦，莫如差役”，“江南民运粮诸仓，往返几一年，误农业”。但在另一方面，“杂泛”应有所减少。南京作为留都，虽然设有同样一套国家机构，但多闲职，实权操之于北京朝廷。由于距离远等原因，北京中央政府对江南政治、经济的直接控制相对松动。在漕粮实行军运，尤其是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南直、浙江等处四百万石税粮折银征收以后，农民获得了较多的自由支配时间，少误农时。这些都有利于江南农、工、商各行各业的发展。最值得提出的是，封建国家从一开始，就运用中央集权的强大力量，对江南这块财源重地，实行特殊的保护、倾斜政策。例如，自始至终不准在此地建立王府、设置皇庄等各类庄田，从而不存在管庄官校严重扰民的问题；比较下大力气整顿江南地区的吏治，地方要员多择才堪重任之臣；格外重视江南地区的基础设施问题(如水利、交通等)；蠲免田租、赋役政策等很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改革运动，也都是首先从江南地区发动起来的。此外，除“倭寇”侵扰和嘉靖抗倭战争以外，北方蒙古贵族的进犯、中叶以后的几次战争，多发生在经济发展滞后的边境地区，减少了对江南的直接压力和威胁。就连明末那场农民大起义，在全国经济最富庶的苏、松、嘉、湖地区，也没有留下起义军的足迹。直到明亡，这块繁华的土地才受到满洲贵族铁骑的蹂躏。 
　　经济、政治改革产生的推动作用。明代各种势力斗争形势复杂，交锋激烈。一方面，直到明亡之日仍存在相当强大、巩固的保守势力。另一方面，革新势力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之中。由国初洪武朝开始减轻官田重租，经宣德、正统年间江南巡抚周忱进一步推行以均田均粮为核心的赋役改革，始终没有停止。到弘治、嘉靖、万历初年的政治、经济综合改革，历时约一个半世纪。其间多少有识之士，从忧国忧民之心出发，为实现富国强兵之目的，不断探索变革生产关系、发展社会经济的良方妙药。他们提出建议、主持设计、并付诸实践。这些改革措施，涉及到经济和政治两大方面，范围极为广泛。政治改革，使国家及其运作具有某些自我调节机制，从而保持一定的活力。这类改革也有助于唤起一部分人的忧患意识，提高行政效率，多少抑制、减少了政治腐败现象。重头戏是经济改革，它以不亏国计、不损民生的赋役改革为中心，兼及工、商业。赋役改革，松懈了人身依附关系，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能够保持较大的旺力和发展势头。工商业发展更新了人们的“本末”观念，重农而不轻商，“工商皆本”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商业意识大为增强，商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这也是明代社会的一个突出变化。无论是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虽然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制度的根本。但作为两者合力的结果，毕竟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生产产销基本由农民自主，户口管制相对松动。其一，明王朝的行政管理体制，虽然是高度集中、绝对专制，但是明中叶以后，由于地方(总)督、(巡)抚制度的建立，部分权力下移，地方的权力由此有所加强，地方自主性有所发展。加上当时科学技术极其落后，交通和通讯工具简陋，朝廷对基层的控制，不可能十分严密，这些都为各地农、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和较大的空间。特别是由于当时是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国家对农民生产计划、措施的具体操作，以及产品的销售，不可能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也不受高层斗争形势的影响。农民基本上可以视效益高低，因地制宜，随意种植，或种粮，或棉麻，或烟草，或蔗糖，或果蔬花卉。总之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市场的需要，进行生产经营。其二，明初户口管制极为严厉，人民外出必须有通行证(“路引”)。明中叶以后，时过境迁，情况改变，人口流动日益难以控制。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所以明中叶以后才有可能出现农村人口大流动、商业性农业和商业贸易大发展的生动局面。当时无论是地主，还是农民、手工业者、商人，都进入商品市场。所以，有人说“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里就有了萌芽。”有人认为，这种萌芽至少在明代中叶就已经出现了。它的出现，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具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 
　　机遇的丧失 
　　从世界大环境考察。当中国历史翻到明代中叶以后的时候，也正好是世界历史发生大变动的年代。其趋势是，资本主义正在逐渐取代封建主义。这缕人类前进的曙光首先出现在欧洲。从明代正、嘉年间(即公元十六世纪中叶)起，欧洲葡萄牙等国殖民主义者和商人陆续进入中国，企图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商品市场纳入他们的轨道。随后欧洲传教士纷纷东来，中西文化发生碰撞和交流。从此以后，作为当时世界大国的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已经同整个国际形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同欧洲一些先进国家一样，开始处于社会转型的微妙时刻。这时，明王朝已逐渐丧失自我调节能力，成为各种封建落后势力的代表、进步势力的阻碍。世界潮流和中国社会的新变化，都决定了传统封建政治必将一步一步地走向衰亡，而这时经济发展的方向则恰恰相反，与封建腐败政治处于逆向的轨道上。从国际大环境说，即将迅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有利于加快中国地主制经济形态的瓦解。在国内，它的发展方向是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新势力，并力图利用封建王朝政治危机加深的空隙，争取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得到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直到十七世纪，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占世界经济的1/3”。只是由于封建主义旧势力“还相当顽强”，而新因素自身的力量又非常嫩弱，不能稳步地发展下去，才导致明中叶以后的经济发展，最终还是未能如同欧洲那样迈进资本主义的门槛。

道教圣地福清市石竹册，有着美丽悠久的“梦文化”历史，千余年经久不衰，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

相传明万历癸未年初春，叶向高到石竹山仙君楼“祈梦”求功名、前途、运势，梦见一五言对联：“富贵无心想，功名两不成”。叶向高认为这是功名无望下下之梦，败兴而归。行至半山亭遇见来求功名祈灵无梦的一陈氏少年。那陈公子见叶向高精神恍惚，便问道：“兄台今天上山求仙祈梦，何以闷闷不乐？”叶向高见这少年公子举止文雅，一表人才，便向他说了自己所祈的下下之梦。不料这陈公子听完梦词，连声恭喜道：“兄台将来必是大富大贵之人”。叶向高迷茫地问：“这下梦使我精神恍惚，何来大富大贵？”

陈公子道：“兄台学富五车，糊涂一时，这仙君梦示非常明显：‘富贵无心想’，想字若无心，即是相，是意寓人的富贵可达到宰相之位；‘功名两不成’，指的是出仕的时间，这两不成应在戊戌年，‘戊戌’都不象‘成’，所以说兄台应该是在戊盛开年走运进步，这大富在贵阳市上上之梦，还不值得庆贺吗？”叶向高恍然大悟，不觉脱口而出：“陈兄真乃状元之才也”。这时半山亭茶馆老居士，在边上拍掌称妙，并连声向这陈公子道贺得了好梦。陈公子愕然道：“我适才没祈到梦，怎说我得了好梦？”老伯笑道：“两位公子有所不知，这石竹山仙君‘梦示’有好多种形式，有的人是睡着了可以作梦； 有的是无梦下山，遇上旁人或同来伴侣所说的事情中与今日上山所求相关的两句话语就是梦示。这求仙、祈梦重在于一念之诚，正是‘无情静心莫求仙，有奇雅想即是梦’……”。

这一番话，令两位少年才子欢欣鼓舞，从此结为知己相互勉励，共同努力求上进。十余年后叶向高以礼部尚书召入东阁成为京官，应了“两不成”（戊戌）年走运之说，后来官位升至明朝万历首辅之位（明朝未设相，首辅相当于宰相）。数年后陈公子也高中第一名进士，应了“状元之才”的佳话。 

刚刚看到一段万历年间东林党、齐党、楚党与浙党之间的党争描述，觉得很有意思，故此记录如下：

“明代的进士，并不是全国统一录取，而是按照地域，分配名额。具体分为三个区域，南、北、中，录取比例各有不同。

所谓南，就是淮河以南各省，比例为55%。北，就是淮河以北，比例为35%。而中，是指云贵川三省，以及凤阳，比例为10%。

具体来说是这么个意思，好比朝廷今年要招一百个进士，那么分配到各地，就是南部五十五人，北部三十五人，中部十人。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是南部人，在考试中考到了南部第五十六名，哪怕你成绩再好，文章写得比北部第一名还好，你也没法录取。

而如果你是中部人，哪怕你文章写得再差，在南部只能排到几百名后，但只要能考到中部卷前十名，你就能当进士。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规定，从二百多年前，朱元璋登基时，就开始执行了。起因是一件非常血腥的政治案件－－南北榜案件。

这个案件是笔糊涂帐。大体意思是一次考试，南方的举人考得很好，好到北方没几个能录取的，于是有人不服气，说是考官舞弊，事情闹得很大，搞到老朱那里。他老人家是个实在人，也不争论啥，大笔一挥就干掉了上百人。

可干完后，事情还得解决，因为实际情况是，当年的北方教学质量确实不如南方，你把人杀光了也没辙。无奈之下，只好设定南北榜，谁都别争了，就看你生在哪里，南方算你倒霉，北方算你运气。

到明宣宗时期，事情又变了。因为云贵川一带算是南方，可是当年是蛮荒之地，别说读书，混碗饭吃都不容易，要和南方江浙那拨人对着考，就算是绝户。于是皇帝下令，把此地列为中部，作为特区。而凤阳，因为是朱元璋的老家，还特别穷，特事特办，也给列了进去。

当然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基础不同，底子不同。在考试上，你想一夜之间人类大同，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这套理论还在用。我管这个，叫考试地理决定论。

这套理论很残酷，也很真实，主要是玩概率，看你在哪儿投胎。

比如你要是生在山东、江苏、湖北之类的地方，就真是阿弥陀佛了。这些地方经常盘踞着一群读书不要命的家伙，据我所知，有些“乡镇中学”（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学生，高二就去高考（不记成绩），大都能考六百多分（七百五十分满分），美其名曰：锻炼素质，明年上阵。

每念及此，不禁胆战心惊，跟这帮人做邻居的结果是：如果想上北大，六百多分，只是个起步价。

应该说，现在还是有所进步的，逼急还能玩点阴招，比如说……更改户口。”

看完这一段，实在是感慨万千，吾等出生于湖广楚地的生员，当年高考之时备受折磨。全班80多个同学，最后考上大学的不过10个。并不是因为大家成绩不好，而是受了配额的限制，很多大学在湖南没有招生，招生的名额全省也就几个。我所在的那所中学，重点班的前三名每年铁定是清华北大的选手，这还只是一个县级中学。湖南是农业省，农民子弟全都信奉读书改变命运的说法，所以读书人多，读得好的也多，国家要照顾偏远地区的生源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苦了我们这些“投错胎”的学子。

今年我的小表妹也要考大学了，当年舅舅舅妈为了让小家伙增强竞争力，四岁就让她去读书了。但是成绩一直平平，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读书是个什么东西，叫读书就读吧，可是读书是为了什么，她是不清楚的。前年回老家过年，舅妈因说她成绩不好让我劝劝她，我才知道她无心读书是因为最要好的朋友缀学了。好在表妹也算是个兰心慧质的姑娘，我点拨她几句，她也就听进去了，后来的日子，听说成绩一路飘红，而且美术还觉得不错。岁月如梭，眼看着要跟劳苦大众一起挤独木桥了，为了确保可以考上大学，在专业科目成绩已经上线的前提下，她的老师安排把她的户口迁到了湘西山区，好让她的文化分也能够上线。这才真正是折腾，可也是没法子的事。

接下来再看叶向高的故事：

“不幸的是，明代的叶向高没法玩这招，作为南卷的佼佼者，他有很多对手，其中的一个，叫做吴龙徵。

这位吴先生，也是福建人，但他比其他对手厉害得多，因为他的后台叫沈一贯。

按沈一贯的想法，这个人应该是第一，然后进入朝廷，成为他的帮手，可是叶向高的出现，却打乱了沈一贯的部署。

于是，沈一贯准备让叶向高落榜，至少也不能让他名列前茅。

而且他认定，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就是这次考试的主考官。

但是很可惜，他没有成功，因为一个更牛的人出面了。

主考官固然大，可再大，也大不过首辅。

叶向高虽然没有关系，却有实力，文章实在太好，好到其他考官不服气，把这事捅给了申时行。申大人一看，也高兴得不行，把沈一贯叫过去，说这是个人才，必定录取！

这回沈大人郁闷了，大老板出面了，要不给叶向高饭碗，自己的饭碗也难保，但他终究是不服气的，于是最终结果如下：

叶向高，录取，名列二甲第十二名。

这是一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结果，因为若要整人，大可把叶向高同志打发到三甲，就此了事。还给状元，却又给个过得去的名次，实在让人费解。

告诉你，这里面学问大了。

叶向高黄了自己的算盘，自然是要教训的。但问题是，这人是申时行保的，申首辅也是个老狐狸，如果要敷衍他，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所以这个面子不但要给，还要给足。而二甲十二名，是最恰当的安排。

因为根据明代规定，一般来说，二甲十二名的成绩，可以保证入选庶吉士，进入翰林院，但这个名次离状元相当远，也不会太风光，恶心一下叶向高，的确是刚刚好。

但不管怎么说，叶向高还是顺顺当当地踏上了仕途。此后的一切都很顺利，直到十五年后。

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年），就在这一年，叶向高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因为他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此时皇长子朱常洛已经出阁读书，按照规定，应该配备讲官，人选由礼部确定。

众所周知，虽说朱常洛不受待见，但按目前形势，登基即位是迟早的事，只要拉住这个靠山，自然不愁前程。所以消息一出，大家走关系拉亲戚，只求能混到这份差事。

叶向高走不走后门我不敢说，运气好是肯定的，因为决定人选的礼部侍郎郭正域，是他的老朋友。

名单定了，报到了内阁，内阁压住了，因为内阁里有沈一贯。

沈一贯是个比较一贯的人，十五年前那档子事，他一直记在心里。讲官这事是张位负责，但沈大人看到叶向高的名字，便心急火燎跑去高声大呼：

“闽人岂可做讲官？！”

这句话是有来由的，在明代，福建一向被视为不开化地带。沈一贯拿地域问题说事，相当阴险。

张位却不买帐，他也不管你沈一贯和叶向高有什么恩怨，这人我看上了，就要用！

于是，在沈一贯的磨牙声中，叶向高正式上任。

叶讲官不负众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在教书的同时，和太子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根据种种史料反映，叶先生应该是个相当灵活的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还广交了不少朋友，比如顾宪成，比如赵南星。

老板有了，朋友有了，地位也有了，万事俱备，要登上最高的舞台，只欠一阵东风。

一年后，风来了，却是暴风。

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年），首辅赵志皋回家了，虽然没死，也没退，但事情是不管了，张位也走了，内阁，只剩下了沈一贯。

缺了人就要补，于是叶向高的机会又来了。

顾宪成是他的朋友，朱常洛是他的朋友，他所欠缺的，只是一个位置。

他被提名了，最终却未能入阁，因为内阁，只剩下了沈一贯。

麻烦远未结束，内阁首辅沈一贯大人终于可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了。不久后，叶向高被调出京城，到南京担任礼部右侍郎。

南京礼部主要工作，除了养老就是养老，这就是四十岁的叶向高的新岗位。在这里，他还要待很久。

很久是多久？十年。

这十年之中，朝廷里很是热闹，册立太子、妖书案，搞得轰轰烈烈。而叶向高这边，却是太平无事。

整整十年，无人理，无人问，甚至也无人骂、无人整。

叶向高过得很太平，也过得很惨，惨就惨在连整他的人都没有。

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最痛苦的惩罚不是免职、不是罢官，而是遗忘。

叶向高，已经被彻底遗忘了。

一个前程似锦的政治家，在政治生涯的黄金时刻，被冷漠地抛弃，对叶向高而言，这十年中的每一天，全都是痛苦地挣扎。

但十余年之后，他将感激沈一贯给予他的痛苦经历。要想在这个冷酷的地方生存下去，光有同党是不够的，光有后台是也是不够的，必须亲身经历残酷的考验和磨砺，才能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首辅，在不久的未来，他将超越赵志皋、张位、甚至申时行、王锡爵。他的名字将比这些人更为响亮夺目。

因为一个极为可怕的人，正在前方等待着他。而他，将是唯一能与之抗衡的人。这个人，叫做魏忠贤。”

关于叶向高的故事，我是第一次读到。而这里面的申时行却有一段非常离奇的身世：

“据说（注意前提）嘉靖十四年（1515年）时，有一位姓申的富商到苏州游玩，遇上了一位女子，两人一见钟情，便住在了一起。

过了一段时间，女方怀孕了，并把孩子生了下来，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申时行。

可是在当时，这个孩子不能随父亲姓申，因为申先生有老婆。

当然了，在那万恶的旧社会，这似乎也不是什么违法的行为。以申先生的家产，娶几个老婆也养得起，然而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那位女子不是一般人，确切地说，是一个尼姑。

所以，在百般无奈之下，这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被送给了别人。

爹娘都没见过，就被别人领养，这么个身世，确实比较不幸。

但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个辊人，倒也并非普通人，而是当时的知府徐尚珍。他很喜欢这个孩子，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徐时行。

虽然徐知府已离职，但在苏州干知府，只要不是海瑞，一般都不会穷。

所以徐时行的童年非常幸福，从小就不缺钱花，丰衣足食，家教良好。而他本人悟性也很高、天资聪慧，二十多岁就考上了举人，人生对他而言，顺利得不见一丝波澜。”

无独有偶，前一段时间因为迷上了王君安，正好看到一出越剧尹派代表作《玉蜻蜓》。

　　苏州南濠巨富申贵升娶吏部尚书张国勋之女为妻，婚后感情不和。一日申贵升去虎丘游玩，偶遇法华庵尼姑志贞，二人一见钟情，于是申就留住庵中不思归家，最后不幸病死庵中。此时志贞已身怀六甲，最后产下一子，取名申时行。志贞因畏人言，在申时行襁褓中裹上血书及申贵升遗物玉蜻蜓扇坠，让庵里干什活的婆婆深夜送子归还申府。但婆婆在路上受惊，竟将孩子弃于桥头。豆腐店店主朱小溪恰好路过，便将其抱回扶养。不久豆腐店毁于大火，因生活困苦，朱小溪无奈将孩子卖给苏州离任知府徐上珍（浙江东阳人），徐无儿子因而视为己出，即改名为徐时行，后又按徐氏排行取名为元宰。

　　徐时行生性聪慧，在徐上珍的精心培养下，才华横溢，远近闻名。十六年后，徐时行得中乡试第一名，不久，徐时行将从东阳赴京殿试，此时徐上珍将血书和玉蜻蜓扇坠交给徐时行，并告诉其身世。徐时行在血书中读出亲生母亲为法华庵尼姑志贞，遂在赴京途中转道法华庵，凭玉蜻蜓扇坠与亲生母亲相认，这就非常有名的“庵堂认母”。

　　随后徐时行继续北上，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终于在殿试中一举夺魁，嘉靖皇帝钦点状元(查阅《中国历代文状元》第229-331页记载，钦点状元为徐时行)。

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故事。一些人的故事与另一些人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左右了国运民生，这就是历史。

去年《百家讲坛》出了个易中天，轻轻松松讲了个引人入胜的“三国”，结果招来骂声一片。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也是毁誉掺半。很多人说，易中天讲的三国不是真实的三国，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也是戏说。其实，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呢？历史真的可以百分百还原吗？在探究历史真相的过程中，能够百分百不掺入个人主观猜测推断吗？且不说几百几千年前的故事，就是我们自己一年前一个月前发生的事，又有多少可以还原？我们确实是应当本着科学的态度去探究历史，然而也不妨以轻松的方式去讲述历史。

在当当买了两批书，第一批给自己，前天收到了；第二批给员工，估计正在路上。

人生若只如初见:古典诗词的美丽与哀愁
当时只道是寻常:纳兰词的情意写真
思无邪：追绎前生的记忆
货币战争
资本战争：金钱游戏与投机泡沫的历史
明朝那些事儿(六)

《明朝那些事儿》当然不必说了，我厌了只陈列时间地点人物的历史书，也无暇去查阅《明史》、《清史》这样的史籍文献，所以当年明月替我整理好那些史料再用大白话讲述出来，实在不失为休闲时光里佐茶的好茶点。

　　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梅耶·罗斯柴尔德
　　我坚信银行机构对我们自由的威胁比敌人的军队更严重。
　　——托马斯·杰斐逊
　　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道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
　　——拿破仑
　　在没有金本位的情况下，将没有任何办法来保护（人民的）储蓄不被通货膨胀所吞噬，将没有安全的财富栖身地。
　　——格林斯潘
　　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用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
　　——凯恩斯

《资本战争》，是当当推荐的同类书籍。《货币战争》是中国人写的，《资本战争》是德国人写的。

简介：从《圣经》中的犹太先知约瑟到当代金融大鳄索罗斯，从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热到20世纪末的巴林银行投机案，历史总是不厌其烦，周而复始地搬演着同样的剧情。本书详细记述了从古至今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投机事件的来龙去脉，以丰富鲜活的事例说明：资本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假使没有金钱，没有与之相伴的投机活动，历史肯定将呈现另外一副情形。”

作者简介

安意如：从什么时候起，看很多事都像行在吴越小城里巷的长廊，偶尔转过脸去看廊下细细的水滴或低头看廊地上折转的光阴——发现自己成了一个不太容易激动的人。也许是因为懂得了可以循借着文字，慢慢找到内心需索的光亮，那么很多事情就可以从容地去接近和理解，不必急迫。这样的心态，拿来解读诗词也是有益的，情雅成诗，爱淡成词，如果没潋滟坦白的心思，是无法走进古人留在书册中的幻境的。凡心所向，皆是虚妄。从梦中的花畞走出时，我仍是我自己——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弹琴，自己对话谈心。自我收敛，内心沉静，是我希望获得的心境，而我亦渐渐成为这样的女子。

此一生，与谁初见？
　　——自己给自己的书评
安意如：
　　有太多人喜欢这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
　　可见我们都遗憾深重。命运像最名贵的丝绢，怎样的巧夺天工，拿到手上看，总透出丝丝缕缕的光，那些错落，是与生俱行的原罪。
　　因为太多人喜欢，竟不忍捐弃这句话，曾考虑着是否应该用来做书的名，还是用另一个名“沉吟至今”，那也是我喜欢的一句诗，只是偏于深情，不及这句苍凉。
　　最终还是用了这句。
　　写这本书时，我在南方的小城里。经常写到天光寥落，趴在窗台上抽一只烟，回转身看看那些未完成的文字，如同未走完的路。我知道，可我不急。一切会在适合的时候适合地到达。我们已不是初见，所以彼此更懂得珍惜，再也不会错过。
　　没有人知道，我在写它们的时候经历了怎样幽微馥郁的心境。好象在夜里踏着蓝色星光，走进森林里，轻轻扣动那有狮子图案的铜环，敲开一个有着神秘花园的古老城堡的大门。
　　那个森林位置在东方，那个花园是古老的中国式的花园。里面住的不是王子和公主，不是会变成吸血鬼的英俊伯爵。他们会是雅的，青衫磊落的男子，在落日桥头，断鸿声里，无语自凭栏，思慕着未了的心愿，未尽的情缘。抑或是烈的，横戟赋诗，青梅煮酒，男儿心如剑，只为天下舞。
　　亦有女子，着了艳妆，悄嗒嗒静等在那里，等着意中人的蓦然回首青眼相加。期待被人爱，这是女子的宿命。在这里，武媚娘陈阿娇是一样的，江采萍和杨玉环是一样的，班婕妤和王昭君是一样的，卓文君和王朝云是一样的，霍小玉和鱼玄机是一样的，薛涛和李季兰是一样的，李清照和朱淑真是一样的。没有争斗，没有输赢，无分对错。她们都只是寻常女子，挣脱了加诸在她们身上的种种枷锁，在这里，时间开始稀薄。时空爱恨的界限开始模糊。留下的，只有水中的倒影，花径里的余香。
　　那些艳如落花的词，证明她们曾来过。此一生，与谁初见？这个问号，在一生行尽的时候，原也不是那么重要。
　　我在写这些诗词的时候，若碰巧在摆弄电脑，就也会在“百度”下键入这个词。我一直喜欢百度胜过google，而仅仅是因为百度更容易让我想到那句“众里寻她千百度。键入这句话就好像是要看看，这样的种子，曾在谁的掌心，开出过怎样的花朵。我知道，我是在寻找令自己熟悉的气息。是的，一个词，附着在它身上的气息是很重要的。虽然我知道，它们原不属于我，不属于现在的任何人。
　　这些诗句，它们宛如三月春风里纷纷落下的花种。是这样微小而神奇的微粒，植入不同的心田里，开出不同的花朵。它们总是眼花缭乱，犹如海浪般此起彼伏，环绕在我们周围，重复，交叠……我们从未弄清楚，究竟它们是在繁衍，还是走在一个个轮回里。
　　这样辗转过了千年。
　　必得相信这些词是有灵魂的。它们懂得选择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不被弯折，不被埋没，没有人可以勉强它们，否则张冠李戴，非常狼狈。
　　我厌倦用非常严肃的面孔去对待诗词，因为在我幼时，我接触它们的时候，就是非常轻松自在的方式。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是一本很美的画册，一面印着画一面印着诗。没有人告诉我，你必须平仄平仄平平仄地去读，你必须知道这首诗的作者他有怎样的思想，怎样的经历。这些都无关紧要，我只是记得它们，喜欢它们，然后终有一天，我们互相明白。
　　所以更愿意用一种非常疼惜的心境去写它们，将自己看作花匠，知道这些花种需要怎样的爱宠和理解。细心将它们种下，与之对话，期待看到藏于花蕊之内的真相。在完成了以后，将它们记取，放它们自由，一个好的花匠要做的，就是帮一颗花种找到它的家，帮它们造一个家园，然后自己拍拍身上的土，以洒然的笑容去寻觅另一批花种——尽管有时也会被这样澎湃的艳丽击中。
　　疼惜而不迷恋，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在适当的时候要舍得放他们走。
　　这是一本这样的书，写尽了情事，也只是透过这面风月宝鉴去观望世事。最终它超然地与情无关。就像我们与一个人相遇初见，也曾眉山目水相映，以为能够相随千里，却最终错手而过，慢慢地，慢慢地，不记得。
　　而那些诗，那些词，我亦只看做每段故事的注解，它们与故事本身并无联系。是某个人在某一天用心血在时光上刻下的印子，到最后，与这个人也无关系。
　　人生若只如初见，仿佛，这样重要。可是，此一生，与谁初见又有什么关系呢，生是虚妄，跋涉无人之境，你看这些轮回了千年的花种，至今还在无我无他地盛开就知道了。

张居正的轿子。

不得不说的事儿。实在太有趣了。

刚在〈明朝那些事儿〉看到这一段，觉得非常有记录的必要，某日或可成为中国民族汽车业发展的史料。因为史载张居正除了心机重贡献大之外，长相还很帅，所以特地找了《大明王朝》里一张张居正的剧照，也好有个感性的认识。

“张先生的交通工具是轿子。一般人坐一般轿子，张大人不是一般人，轿子自然也不一般。别人的轿子四个人抬，张大人的轿子嘛……

下面我们先详细介绍一下此轿的运行原理以及乘坐体验。
该轿子由真定地方知府赶制，轿内空间广阔，据估算，面积大致不低于五十平方米。共分为会客室和卧室两部分，会客室用来会见各地来客，卧室则用于日常休息。为防止张大人出行途中内急找不到厕所，该轿特设有卫生间，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理念。
此外，由于考虑到旅途辛苦，轿子的两旁还设有观景走廊，以保证张大人在工作之余可以凭栏远眺，如果有了兴趣，还能作两首诗。
而且张大人公务繁忙，很多杂务自己不方便处理，所以在轿中还有两个仆人，负责张大人的饮食起居。

此外，全轿乘坐舒适，操作便利，并实现了全语音控制，让停就停，让走就走，决不含糊，也不会出现水箱缺水、油箱缺油、更换轮胎、机械故障之类的烦人事情。
你说这么大的轿子，得多少人抬？
我看至少也要十几个人吧。
十几个人？那是垫脚的！三十二个人起，还不打折，少一个人你都抬不起来。张大人的原则是，不计成本，只要风头！
相信我，你没有看错，我也没有写错，关于这部分，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顺便补充一句，这顶轿子除了在京城里面转转之外，还经常跑长途。张居正曾经坐着这东西回过荆州老家，其距离大致是今天京广线从北京出发，到武汉的路，全部共计一千多公里。想想当年那时候，坐着这么个大玩意儿招摇过市，实在是拉风到了极点。
这段史料不但改变了我对古代交通工具的看法，还让我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什么奔驰、宝马、劳斯莱斯，什么加长型、豪华型，什么沙发、吧台，省省吧，也好意思拿出来说，丢人！
日子过得舒坦，工作也无比顺利，张居正的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只进不退的人生是没有的，正如同只升不跌的股票绝不存在一样。”

看完“张居正轿子”的描述，我与当年明月有一样的感想，抛开所谓私欲所谓廉洁不谈，这个IDEA要是延续并普及，那我们今天还用得着开发奇瑞那么丑的交通工具吗？！可见封建社会害死人啊，特权，正是特权阻碍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

感叹完毕。